經歷「雨傘運動」，港人對法治有了更深的認知，但也出現了對法治的不同甚至是相互衝突的理解。有認為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守法，因公民抗命行動是違法行為，故是有損法治。亦有認為法治最重要是確保法院的司法權威，故不遵法院頒布的禁制令，對法治做成傷害很大，即使是公民抗命的行為也沒有例外。但也有認為法治的目的是要規限政府權力及實踐公義，故以達成這些目的的公民抗命行為，對法治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反是實現法治的行為。究竟這些對法治不同的理解是否真的存在衝突或能否共存呢？講者會引用法律發展模式的理論去重新審視法治與公民抗命的關係，而法律文化的演變是法制發展以至對法治詮釋背後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