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云：「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這話與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謎樣名言：「整體大於各部分之和，」前後、東西，互相交映，指出一個系統往往擁有眾成員所無的「湧現特性」。我們慣用的線性數學在這裏黯然失效，必需讓位給簡單扼要的「非線性數學。」後者輕易地擴充了亞里士多德名言的領域到所有現象的「量變。」但他完全沒有提出的「質變，」例如許多物理現象、所有化學反應、一切生命狀態，都也是湧現的常例。 本講取材於講者的通識教育新作：《學海湧泉》，從系統科學出發，企圖以平易的文字、中、小學程度的數學，鳥瞰今日的科學，也簡略地介紹複雜性科學裏分形的詭奇、混沌的啟示、自我組織的湧現與套疊、大自然的演變和群體社會的協調運作。

數年前世界資本主義從它的最發達地區爆發了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製造無數的受害者。從197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對這些現象的不滿容易令人產生對經濟學的不滿，也有人認為經濟學應該在提供更平等而安全的社會這個問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個講座討論在什麼意義上這個呼籲是合理的，在什麼意義上它是不合理的，最後會聯繫到凱恩斯在一個有名的演講中對百年之後的大膽預測。

手機已是現代人的「第五肢」。它與公義有何關聯？「阿拉伯之春」以來，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手機使社會運動所向披靡，因而是維護公義的有效利器。這種看法對嗎？有哪些偏頗、局限？特別當我們用更長的歷史眼光和更廣的全球視野來看這個問題？本次沙龍將較全面地梳理手機、社運與公義的關係，從13年前菲律賓「第二次人民力量」運動和12年前的韓國總統大選，到近年的「佔領華爾街」、中港兩地的勞工抗爭運動，以及斯諾登事件。原來社運不一定促進公義，手機也不一定推動進步。新技術手段終將達成怎樣結果？答案不在手機裡面，而在使用手機的你我ta。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1984) 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反烏托邦」小說。半個多世紀前，兩位作家以驚人的想像力分別築構了兩個「未來」世界的圖像，雖然兩人立場不同，取材各異，但所描述的未來世界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充滿各式各樣的操控與宰制。奧威爾所描述的是人類被迫受到高度的政治壓迫，而赫胥黎所描繪的是人類甘願受到科技和娛樂的支配。有論者認為，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事實是否這樣？我們身處的世界到底愈來愈自由？還是愈來愈不自由？悲觀背後，兩位作者又有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出路？藉著這個講座，希望跟大家分享這兩部書的智慧。

民主是甚麼？美國哲學家杜威認為，民主不僅是普選，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乃眾人共同成長的公共生活經歷。於此，教育擔當重要的人文角色。除了傳授工具性的專科知識外，教育應該是具公共面向的啟蒙活動，以培養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理想的民主形態，正是體現於一種具反思性的社群合作生活。在公民教育被邊緣化的今天，閱讀杜威的《民主與教育》，將有助我們思考政治、教育與社群之間的關係。

「上帝回來了」還是「上帝被帶回來了」？上帝為何回來，又為誰回來？上帝有離開過嗎？ 教宗方濟各獲選為「時代」雜誌2013年「年度風雲人物」。我們如何解讀這事？這是否反映宗教對社會仍有其重要性？這又是否反映了西方以至國際社會對一個本真(authentic)宗教的期望？抑或反映了西方傳媒在全球社會的優勢和對全球社會的影響？ 本講嘗試以兩種不同的範式探討「上帝回來了」的問題。兩種範式分別是私人與公共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講者將從這兩個角度分析「上帝回來了」如何回應公義與和平的問題，並從中尋找希望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