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已是現代人的「第五肢」。它與公義有何關聯？「阿拉伯之春」以來，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手機使社會運動所向披靡，因而是維護公義的有效利器。這種看法對嗎？有哪些偏頗、局限？特別當我們用更長的歷史眼光和更廣的全球視野來看這個問題？本次沙龍將較全面地梳理手機、社運與公義的關係，從13年前菲律賓「第二次人民力量」運動和12年前的韓國總統大選，到近年的「佔領華爾街」、中港兩地的勞工抗爭運動，以及斯諾登事件。原來社運不一定促進公義，手機也不一定推動進步。新技術手段終將達成怎樣結果？答案不在手機裡面，而在使用手機的你我ta。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1984) 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反烏托邦」小說。半個多世紀前，兩位作家以驚人的想像力分別築構了兩個「未來」世界的圖像，雖然兩人立場不同，取材各異，但所描述的未來世界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充滿各式各樣的操控與宰制。奧威爾所描述的是人類被迫受到高度的政治壓迫，而赫胥黎所描繪的是人類甘願受到科技和娛樂的支配。有論者認為，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事實是否這樣？我們身處的世界到底愈來愈自由？還是愈來愈不自由？悲觀背後，兩位作者又有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出路？藉著這個講座，希望跟大家分享這兩部書的智慧。

民主是甚麼？美國哲學家杜威認為，民主不僅是普選，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乃眾人共同成長的公共生活經歷。於此，教育擔當重要的人文角色。除了傳授工具性的專科知識外，教育應該是具公共面向的啟蒙活動，以培養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理想的民主形態，正是體現於一種具反思性的社群合作生活。在公民教育被邊緣化的今天，閱讀杜威的《民主與教育》，將有助我們思考政治、教育與社群之間的關係。

「上帝回來了」還是「上帝被帶回來了」？上帝為何回來，又為誰回來？上帝有離開過嗎？ 教宗方濟各獲選為「時代」雜誌2013年「年度風雲人物」。我們如何解讀這事？這是否反映宗教對社會仍有其重要性？這又是否反映了西方以至國際社會對一個本真(authentic)宗教的期望？抑或反映了西方傳媒在全球社會的優勢和對全球社會的影響？ 本講嘗試以兩種不同的範式探討「上帝回來了」的問題。兩種範式分別是私人與公共的世俗化理論，以及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講者將從這兩個角度分析「上帝回來了」如何回應公義與和平的問題，並從中尋找希望的光。

本講將由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談起，分析鄂蘭於1963年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提出的「惡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鄂蘭拒絕自稱為哲學家，然而若脫離歐洲哲學傳統的脈絡，則難以理解她對現代世界的反思。鄂蘭指出極權主義的罪惡之處，在於破壞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令人變得孤立(isolated)，從而不再能夠通過聯合政治行動而為世界打開新的面貌。於是，人們不一定出於邪惡之動機而作惡，但人們對事情失去判斷力，不加以深思熟慮(thoughtless)，就會如艾希曼般釀成反人類的罪行。鄂蘭超越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傳統，不再蔑視政治議題，有當代學者稱鄂蘭的思想為政治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the political)，以突顯哲學如何面對政治的種種危機，而又不淪為統治的工具。  

化名W小姐的男變女跨性別女子被婚姻註冊處拒絕以新性別與男友結婚，於2009年尾展開了幾近四年的司法訴訟，爭取變性人婚權。W小姐在這宗全城關注的案件中，先在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陣，至終審法院方以四比一扭轉局勢。媒體大篇幅的報道令跨性別成為熱話，曝光率大大提升。究竟跨性別只是社會上的性別少數，還是讓我們反思性／別為何物的一面放大鏡？跨性別的經驗如何指向一個尊重性別多元的公義觀，又對只專注兩性的性／別教育提出怎樣的嚴正詰問？